理学的思想就是守旧，一切都要以原本的制度为规矩，以伦理纲常为正统，按部就班地将祖宗法度延续下去。旧党为了将皇帝改造成和他们一样的人，也是拼了。而官家确实有朝着旧党所希望的方向变化着，甚至在宫中的表现给人一种木讷的感觉。
但谁也不会知道，皇帝这是在藏拙。面对一个动不动君辱臣死，以自杀威胁皇帝的老夫子，官家还能说什么，做什么呢？
还有皇帝需要给祖母高氏安心。高氏是旧党最坚实的支持者，做孙子的总不能让祖母看到自己原来和她老人家不是一条心吧？
多种原因之下，赵煦这个还没有独揽大权的皇帝，表现出来的举止，似乎预示着旧党的改造皇帝的目的已经成功了。但再接再厉，在关键时刻，还是不能掉链子。一切都要等到赵煦亲政之后才能看出端倪。
当然，这些压力都落在程颐身上。
相比苏轼给官家上课，教授诗文一类的雅趣。
程颐的责任就重大了许多，他不仅仅要将官家的性格塑造成持重老成的夫子性格，还要对官家接触新党思潮严防死守。可以说，官家是在程颐的眼皮子底下，被监视着成长起来的倒霉皇帝。他要是普通人，也就罢了，性子弱一点的很可能被程颐得逞了。
可是赵煦是皇帝啊！
他是一言九鼎，富有四海的皇帝，被如此压抑的成长，等到成年之后能不反叛？
旧党以为妥了。
而王安石为了变法，甚至说出了——祖宗之法皆可废。能说出这等大逆不道的话，旧党认为官家以后自然会避变法派为蛇蝎一样厌恶。
如今旧党最大的乐趣就是打压变法派大佬，将其一个个都发配来发配去，反正不能让他们闲着。
苏轼的情况很微妙，他不是变法派，更不是守旧派。按理来说，他应该是骑墙派。正好夹在两拨人中间骑在墙头上，俯瞰底下两拨人你来我往，打的好不热闹。可苏轼毕竟是苏轼，他骑在墙头不说话也就没人会注意到他。可偏偏他总是看不顺眼，不仅看不顺眼，还长了一张损人不留情面的嘴。
骂完了新党。
骂旧党。
或者干脆两帮人一起骂。
于是两帮人也不掐架了，纷纷从地上捡砖头砸他。
苏轼也是在那一刻，感受到了世态炎凉，被砸的满头包。不过有一点，别人永远也比不上苏轼，那就是心态。他总是能够在人生低谷的时候，找到某种让他灵魂得到安宁的办法，并陷入其中一发不可收拾。可是，当苏轼和变法派走的太近，恐怕旧党也不能装看不见。打压贬谪肯定会到来，可是苏轼面对这些，竟然满不在乎。
贬谪？
再大的场面他也见过，有什么呀！
或许别人对这种气质不太理解，但李逵却深有体会，因为他也是这样的人。
将自己培养成为拥有罐子般的气质。
罐子可以是瓷器，也可以是陶器，身份普通也不金贵。磕了碰了还能用，破罐子也勉强使用下去。不管不顾的天性，可以让人活的很轻松。
苏轼正是如此，才会在手中根本就没有钱的前提下，告诉章授，去给蔡卞写信，让他发粮食，有多少他都要了。
李逵很惊奇于苏轼的底气，而苏过却在一边装傻。没办法不装傻，家里有多少钱苏轼不清楚，他能不清楚吗？
这不是他开几亩荒地就能拉平的饥荒。
他累死，恐怕也挣不出这么一大笔购粮款来。
“师祖，您老人家还有地方能要来钱吗？”李逵问。
苏轼愣了愣，随后撇撇嘴，心说：钱，重要吗？随后呵呵笑起来：“颍州这么大的一个地方，百姓数十万，地两万余顷，几万石粮食而已，只要蔡元度送来，颍州官员感谢他，颍州的百姓也将视他为恩人，还有什么比得上几十万人的感激呢？再说了，这粮食应该是江宁府的，又不是蔡元度的，何必吝啬呢？”
您老说的好有道理，李逵词穷，他发现自己在性格方面真的要好好学一学苏轼。
就算是山穷水尽的时候，他还能坦然自若的应对。只不过，恐怕蔡卞就不会这么想了。
李逵又问：“师祖，眼看就要春耕了，余粮不足的人家，粮种都难以筹齐。到时候缺口会很大。大户自然不用担心，他们都有粮仓，囤积着粮食。但是普通人家，就难说了。预计缺口不会少于十万石。”
“这么多？”苏轼皱起眉头，挠了挠头，他就身上算是虱子多了不咬人，可一码归一码，大户人家这时候恐怕都等着在这个关口狠狠的敲一笔普通农户。这也是一年之中，民间接待最多的时期。这时候要是处理不好，普通百姓一年白干不说，还会因为高额的利息，落下一笔数目不小的欠债。
苏轼忧愁的嘟哝了起来：“看来靠蔡元度一个还不够，得再找几家借粮。”
不同于颍州在苏轼的管辖之下，官府几近破产，其他州府都不会将府库的钱都耗费一空。可是想了一圈之后，对自己的人缘缺乏信心，苏轼最后只想到了一个人，还是他的弟子，对苏过说道：“你晁师兄在扬州任通判，给他去一封信，应该能要来些粮食。”
“父亲，通判不比知州，晁师兄新上任，恐怕会引起同僚不满，而且您老也不能总是将官府的借贷用白条来抵账吧？”
苏过心善，替他那位师兄鸣冤。
不过，正在一旁准备乘机离开的李逵，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师祖，我有解决的办法了，能够提前筹齐购粮款。”
“人杰，快说！”
苏轼闻之大喜，有种老爷被一干蠢材耽误了多年，终于遇到了能干的干臣一般，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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