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过了天命之年，快到不惑之年的苏轼很少有羞涩的时候。
当他的目光从屋顶的房梁上落下，然后假装无视周围的时候，开始了他为自己败家的开脱。当然，目的不是警醒，而是说明他很难。
“老夫在杭州的时候组织了二十万人的徭役，仅仅用了一个冬天的时间，就疏浚了西湖。”
“来到颍州，发现颍州比杭州遭受水患的年景更多，范围更大。百姓遭受损失更为严重。于是也有了疏浚河道和湖泊的想法，我才动用了几万徭役，一个冬天连工程的一半都没做好。”李逵已经无力去说苏轼什么了，问题是苏轼还觉得自己挺委屈。
杭州有钱有人还有粮食，二十万的大工程说做就做了。可是颖州有什么，府库就剩下不到二十万贯的钱，办不成大事，拖累了苏轼为百姓做事的好心。
颖州是什么州，杭州是什么州？能相提并论吗？
大宋最富庶的城市之中，杭州一直有一席之地。其他的城市大部分都在中原，也就是后世河南境内。包括大宋最为重要的四个都城。
东京汴梁（后世开封）；
西京洛阳；
南京应天府，大宋的应天府是商丘，是不是觉得很憋屈？可没办法，太祖皇帝认为自己的龙兴之地就是宋州，登基之后一直念念不忘，想要定都，要不是为了牵制西夏，开封优势太大，也不会选择定都开封，而是选在宋州，就是后世商丘境内；
最后大名府（后世濮阳），也就是大宋的北京。
成为大宋最为重要的超级都市。这些城市之后，就有杭州、江宁等州府的追赶。
但不同于中原城市，杭州有市舶，也就是海上贸易城市。富庶程度就显而易见了。
颍州不过是淮河边上的一个州府，要不是颍水和蔡河连同了运河沟渠，这个城市在大宋根本就没有几个人知道。
而蔡河是汴梁的三大水系之一。另外两条就是五丈河、汴河。
“然后呢？”
章授很不合时宜的问。
苏轼嘟哝了一句：“欠了一点！”
章授已经不敢问了，他有种很不好的感觉，颍州的府库很可能在他不靠谱的世叔手中，已经被搬空了。
李逵头铁，追问道：“欠了一点，是啥意思？”
苏轼都没心情说，高俅无奈，谁让他是经办人，出面说到：“就是官府向城中的富户都借了一些钱，不多，也就几万贯的样子。”
“借钱要还吧？”
“那是自然。”
“用什么还？”
“税收吧！今年的夏税，秋税，还有商税算起来就差不多了。”
李逵觉得这事最后要黄的可能性很大。苏轼不仅不把自己的钱当回事，连官府的钱也不当回事。更可怕的是，苏轼似乎连官场规矩也不怎么遵守，这就可怕了。不讲官场规矩，就会被官场排挤，这恐怕就是苏轼官场人缘很差的另外一个原因了。
做他的继任者，一般都很倒霉。除非苏轼还来得及对府库动手的时候，就被一纸调令换地方了。要不然，苏轼因为一个高兴，脑袋一拍就筹备一个超级工程。幸亏三司使不是他老人家，要不然大宋的国库都玄了。
至于说官场规矩，很简单，做官不是给自己做，而是人情，是宦官群体的一个面子。就好比一句俗话说的那样：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至于官场规矩，甭管哪朝哪代，官场做官，不仅仅要给前任面子，也要给继任者一条活路。给前任面子，理解起来自然简答了。前任在官位上的有些过错，继任者要是觉得问题不大，应该帮忙掩盖，或者抹平。这叫善后。毕竟前任升官的可能性很大，官大一级压死人，总得罪上官的官员，走哪儿都不会被待见。
至于给继任者一条活路，理解起来也简单。
府库的钱粮充足，让继承人不至于在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关键时期，不会因为手中没钱没粮，而只能铩羽而归。这是给继任者活路。做官要立威，但同时恩威并施才是为官之道，只有威，只能带来恨和怨，并不可能获得下属的信服和敬仰。只有恩威并施，才能刚柔相济，上下和谐。
可是苏轼根本就不这么想。
他完全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出发点是好意，然后用力，用力，在用力，使劲使大发了，最后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
得亏苏轼的名头够响亮，身份地位够高，他龙图阁直学士的名头是非常好用的，因为继任者除非是从宰相，副相位子上被撸下来的倒霉蛋，一般颍州下任知州的官阶肯定要比官阶三品的苏轼低。这就造成了继任者只能委屈的在官方印信交接的时候，流着泪看着空荡荡的府库，还有很大的可能继承苏轼留下的大量借款文书。
结局无比的凄惨，却没有地方说理去。
至于继任者是从朝堂上被撸下来的高官，那就更不会有意见了，反正是发配，怎么过都一样。
李逵觉得指望苏轼是指望不上，他这个师祖情商堪忧，智商高也没什么大用，反而会因为太聪明，情商低，而处处得罪人。
于是，他只能寄希望于章授，章惇虽然被撸掉了副相，枢密使的官职。
但还保留着学士的身份。自从王安石病逝之后，章惇俨然已经成了变法派的旗帜，变法派都以他为马首是瞻。之前章授不是说了江宁支付蔡待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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