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懋第中进士初任陕西韩城知县，在那里抵御流寇数次攻城，且还清剿流寇，保证当地百姓得以耕种。
待到陕西灾旱频发，边组织救灾，一边组织反击贼寇。
政绩斐然，被列为第一，当他从陕西那个旋涡调出来，入职户部。
现在遇到金国凤之死的由头，上书四弊，民困、兵弱、臣工委顿、国计虚耗。
尤其是在他任职韩城最后几年，陕西许多百姓都被锤匪给蛊惑借走渡过黄河投锤。
无非就是贺今朝那里没有对百姓强加赋税，组织百姓对抗天灾，对于敢于贪腐的吏员实施重惩，如此才能兵强马壮。
反观大明如今三饷加派，对于百姓竭泽而渔，导致更多的人去投奔锤匪流寇，甚至主动投奔清廷。
吏治腐败，民不聊生，这不利于尽快的恢复大明对西北的有效统治，以及抵御关外的清军。
同时左懋第奏请纳监、出钱赎罪、广开财源，行平仓法、监法及减轻赋税，输粟边塞、以充军粮。
不仅如此，还严禁士卒抢掠，请散米钱，赈济灾民，把他们从流寇等其余势力往大明这边拉回来。
如今天下大旱，纵然是想要收取赋税都没得多少。
崇祯对于左懋第的奏疏十分认同，诏令上灾七十五州县所旧练三并停，中灾六十八州县止征练饷，下灾二十八州县等到秋后征饷，并令清理刑狱。
但此时已经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关键是受灾的地方只是停止收取某一饷，其余两饷还得交。
如此政策之下，怎么可能把百姓在往大明统治下拉呢？
可以说在以前在山西周遭或者内部担任过大明官员的人，回到朝廷内部之后，都想要干出一番大事来。
因为他们见识过或者听闻过，锤匪贺今朝在治理民生以及军事上的事情。
那些优势都是大明所欠缺的，所以山陕之地的官员才会想要迫切的改变大明朝廷现状。
正是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多，才会心生烦恼以及更想要急于求成，改变皇帝以及朝臣的做法。
这些待在京师里的人过的太安逸了。
漂没是他们的惯例，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外面怎么样了。
甚至清军几次入塞抢劫，也抢不到他们的头上。
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在乎呢？
相比于自身积极融入大明官场黑暗当中的官员，或者是因为皇帝或者官场环境而选择摆烂的人。
同样也有一大波诸如左懋第一类人想要拯救大明的人。
这几种人在大明都不少见。
但是越清醒的人，才会越觉得自己十分的痛苦。
他们认为大明会被锤匪覆灭的可能性极大。
虽然左懋第等人提出的建议是好建议，但无论是朱由检还是下面的官员都不可能停手的。
饮鸩止渴，才能继续维持他们的统治。
倒是贺今朝与崇祯之间达成秘密协议后，孙传庭在昌平混的极好。
前期崇祯给的议和银子除了返点之外，还多与朝臣拉拢关系，送些润笔费。
许多朝臣都愿与他高谈阔论，毕竟老孙的文学以及军事造诣上还是有点突出的，再加上出手大方。
更何可京师大，居不易。
咱们如今捞钱可不是为了去享受个肥差，而是关键时刻不能去“环境恶劣”的地方当差。
那不仅没法捞钱，还容易被反贼“杀官”，成为主要目标。
属实是风险大，收益小。
现在新商品羊毛毯以及潞绸重新在京师附近集散，至于这些独有的货物来自山西，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没有人跟钱过不去。
更何况贺今朝说是占据三省，但陕西一省就囊括了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地盘大的很。
万一贺大帅杀到京师来，总得给留个后路啊！
这买的是潞绸以及羊毛毯吗？
不。
万一贺大帅当真杀到京师来了，咱们还可以摆出潞绸之类的表明身份。
甚至连夜让家里的奴仆绣锤子在上面，也不是不可以。
孙传庭不但与大明朝臣相互有联系，而且还极力的发展下层百姓，为他驱使。
毕竟京师周遭被清军屡次抢掠，甚至连昌平城自家大帅都来掳掠过人口。
此地还剩下的百姓生活困顿，也为他提供了可以收买的环境。
孙传庭在京师附近站稳脚跟，不仅仅是要单项透明的搞情报，也想趁此机会，把触手伸到辽东去。
为此硕托也被贺今朝派来到京师工作了，就是为了进一步构建有关辽东的情报网。
孙传庭没想到他本来是因为搞谍报被派到贺今朝手上，结果现在又因为搞谍报被他派出来了。
当真是天道好轮回。
重庆。
杨嗣昌日渐憔悴，他指挥不动左良玉，想要兵出重庆，前往湖广也被张献忠围困，根本就出不去。
这才时不时的摆烂，或者生出不该有的绝望想法，暂且让洪承畴的风头慢慢在崇祯心里崛起。
就在杨嗣昌急的挠头的时候，又一封信被塞进了他的窗户。
几个亲兵追出去，没有发现踪迹。
杨嗣昌命人点燃蜡烛，细细一看，发现是他爹给他写的信。
他当真既有些欣喜又有些焦虑，因为锤匪虽然没有立即攻克重庆，但被锤匪给渗透成了筛子一样。
即使杨嗣昌身边有几个亲兵给他守夜，他也时长在睡梦当中惊醒。
因为锤匪的手段太过毒辣，比杀了他还要让他难受。
所以说自从被围困在重庆城内，杨嗣昌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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