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内地亩税一般来说收的那一千三五百万两，想补回来，只需要说放开那么严格的保护和管制。
允许先发地区的廉价商品进入，但设置钞关，加收一部分自然经济保护税不就得了？
比如说，松苏的棉布，一块钱；而内地的自然经济下的布，两块钱。
那就可以收七毛钱的自然经济保护税，既不至于说摧毁的太厉害，顺带着这一千来万两不是很容易就从“内关税”中收回了？
至于说这么搞，到底是什么性质、是不是殖民地等，这个先不提。
关键是，对朝廷而言，钱，是个大问题，甚至是最大的事。
而因为刘钰的改革之后，国库的钱和以前不一样了，这就使得在心理上、技术上，使得朝廷有了可以接受这种想法的可能。
搁五六十年前，肯定是不可能的。那些儒生的地方学校察举议政的想法，在钱的问题上就不可能接受。因为之前朝廷的那点收入，大部分还是亩税。
但现在，从钱的角度上讲，这就大有可能——因为国库收入的比例变了，亩税那点钱，都快比不上在印度收的土地税了，当然这是大顺这边的殖民政策比较“激进”，毕竟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殖民思想，还是指望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和市场，而不是反动的商业资本主义的殖民思想，不然如历史上英国东印度公司，只是在印度亩税就能收个七八千万两，这可比大顺之前的亩税加盐税还要多的多的多——而大顺依靠先发地区的商品税、关税、以及随着交通运输改善后的盐税等等，内地的那点土地税真的是已经可要可不要的。
并且说，本身，大顺的财政制度也确实问题很大。延续前朝之政策，名义上正税不多，而地方上便不得不想方设法弄钱，否则地方实质上都根本维系不下去。
是以说，这个原本几乎无解的问题，现在似乎的确有了解决的方法：中央扔掉亩税，不收了，归地方。
这里可不是说取消亩税。
而是说，把亩税交给地方，让地方上的乡绅、胥吏等，自己去搞亩税。
这样，朝廷既赚了“仁政”的名，又可以得到地方乡绅的拥护，还可以避开让人头疼至极的地主和农民的问题。
当然，这几年这种想法在朝中甚嚣尘上，也不仅仅是因为纯粹的国库收入的比例问题，而是有很多人从中推波助澜。
某种程度上讲，李欗非要搞科举制改革，也和这件事有一定的关系。
当日李欗面对这个想法，可是罕见地大怒，在朝堂上破口大骂，只说这是“偏安割据之格局、而无一统之气概”；又说什么“此亡天下之论”；更言此事乃“蒙元夷狄税制之流毒，孟子言朝堂不收足额亩税实乃是夷狄之政此言得之”。
要说他愤怒的原因，或者说至少在朝堂上表现出或者说表演出极为愤怒的原因，还真就是他说的什么“格局”、“气概”之类的因素，只不过情况比这个复杂。
在李欗看来，之前大顺变革留下的问题挺多的。至少走到现在，过去的一些政策，现在已经给大顺造成了深深的裂痕。
真要说朝廷的中央财政之保留沿海地区比较容易收的关税商税自然经济保护税，而把亩税丢给地方，那么实质上大顺就彻底分裂了。
一旦让朝廷的财政只和先发地区的商税、关税、自然经济保护税等绑定，那么朝廷就真要被人捏在手里了。
到时候，朝廷这个中央，就只能跟着先发地区的工业、商业、以及内地出现的大量买办的步调走了。
财政皆出于此，到时候皇权还敢做出任何动他们利益的改变吗？
而最后，最可能的局面是啥？
便是朝廷真正能管的，就是先发地区；而先发地区的人，又不想承担内地地区的种种问题，恨不得让内地各省半自治，做倾销殖民地，而又不出任何的成本管理和赈济。
名义上的阔有天下的天子，实质上就管着先发数省。而先发数省又压根不想解决内地的贫困、赈济、救灾、治水、以及地主和农民的事，只要内地的买办能扶起来买这边的货就行。
至于那些贫困、赈济、救灾、治水、以及地主和农民的事，让内地省份自己去管。
所以说，固然显学派的一些激进想法，在李欗看来，那是有想要当“关陇集团、淮西勋贵、乃至王莽新政时候古文经学”的地位。
但至少，显学一派的激进想法，李欗认为还是“天下一统的格局”，而非“割据偏安的暮气”。
即便说这些人想要以新代旧，想要借机取代旧的官僚集团，然而终究是天下视角的，而不是偏于二三省视角的。
然而，这种建议朝廷靠关税商税，扩大地方的权限，而把亩税等扔给地方的想法，却是李欗压根无法接受的。他宁可接受显学那一套，真的扶起来一支不受控制的“古文经学儒生”或者“新的淮西勋贵集团”，也不会接受这种完全要把大顺裂开、把天下撕碎的想法。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如他和皇子说的那番话一样：除旧布新、天下一统，缺了哪个都不行。
天子天子，天下都裂开了，那叫什么天子？
显学派的想法过于激进，而且不好控制。一旦成事，又容易抱成团，尾大不掉，所以李欗不可能接受显学一派的“激进改革，借助阶级属性和内地地主不同的知识分子、识字人口，搞均田改革”的想法——一旦搞成，上上下下，天下举目，全是实学这几界的“同乡”、“同学”、“同窗”，他这皇帝或还能压得住，他一死儿孙辈不直接被人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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